Tuesday, June 6, 2023
明代崑曲創作中，哪種題材是主流？這種題材的創作背景是什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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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制的封建政治社會，明中期以後皇帝昏庸懶惰，形成了國家大事由內閣首輔決定、宦官秉權的政治局面。在明嘉靖以前已發生宦官王振、劉瑾等人專權秉政的混亂歷史。到了嘉靖年間，嚴嵩父子更是詩權仗勢、作惡多端。明萬曆期間，皇帝荒淫殘暴，派往全國各地搜刮民脂民膏的礦監、稅監，無一不是宮中閥宦。宦官魏忠賢結黨營私，勾結皇帝乳母客氏和幫派官僚組成閥黨，權大至極，為所欲為。他們實行血腥的特務統治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於是顧憲成等在野文人聯合正派官僚形成東林黨，展開了與閥黨的長期生死鬥爭。
電視劇中的魏忠賢形象
明王朝不僅統治階級內部黨爭激烈，社會各階級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加劇，加之明中期以後，東南沿海有倭寇騷擾，北有外族入侵，邊患嚴重，造成了明王朝政治腐朽、社會動蕩、國家衰敗、百姓疾苦的黑暗現實。這一現狀對崑曲創作產生了重大影響，出現了不少描寫反對權奸閥黨、平亂抗戰和揭露社會黑暗的作品。文藝是一定政治和經濟關係的反映。崑曲的興起和發展，是和當時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、政治鬥爭息息相關的，也是與劇作家關心政治現實生活分不開的。明王世貞的《鳴鳳記》就是一部以反嚴嵩為主要內容的時事劇。
《鳴鳳記》
它取材於當代的歷史事實，寫重大政治鬥爭，在戲曲史上首開先河，對於當時崑曲政治題材的創作有著深遠的影響。作品揭露了嚴嵩賊黨生活荒淫、陷害忠良、搜刮民財、霸佔婦女以及暗中投降、勾結外敵的醜惡行徑，歌頌了八諫臣前仆後繼反對嚴黨的英勇鬥爭。《鳴鳳記》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，在同時期或稍後出現的反嚴傳奇，還有秋郊子的《飛丸記》、高汝拭的《不丈夫》、陳開泰的《冰山記》、水雲逸史的《回天記》、史繁的《忠孝記》等。《飛丸記》寫明嘉靖年間，書生易弘器與嚴嵩有仇，嚴子世蕃將易留於家中，欲加陷害，而富有正義感的嚴女玉英暗助其逃走。後嚴嵩勢敗，玉英被遣發為奴，易救之並與其成婚。
《鳴鳳記》
作品對嚴氏父子的罪惡行徑進行了批判，而對嚴女的善行予以表彰，表達了是非分明、善惡有報的樸素思想。其餘幾部均已供失，僅有存目。而出現於明天啟、崇禎時期的李玉名作《一捧雪》，寫明嘉靖末年奸臣嚴世蕃索奪莫懷古玉杯「一捧雪」的故事，則是根據嚴世蕃圖霸宋代名畫《清明上河圖》而將收藏者逼迫得家破人亡的真實事件編寫的。它是繼《鳴鳳記》之後又一部直接擊明代權奸的作品。雖然此時去嚴嵩父子之敗已經八九十年，但明朝人對誤國害民的嚴氏父子仍心有餘憤，而奸臣權相又一直是明朝政治上的一個嚴重問題，李玉的《一捧雪》由此而獲得盛名，絕非偶然。
《一捧雪》
寫反權臣反閥宦的題材，是明崑曲傳奇創作中一股強大的主流。今日有目可考的揭露客魏惡行、歌頌人民及正派官員與之鬥爭的作品，至少有三吳居士的《廣愛書》、白風詞人的《秦官鏡》、王元壽的《中流柱》、王應遵的《清涼扇》、穆成章的《清劍記》、盛於斯的《鳴冤記》、鵬鸚居士的《過眼浮雲記》、無名氏的《孤忠記》等十多本，這些劇本雖已佚失，但從明祁彪佳所著《遠山堂曲品》的評語中可知它們皆為反魏黨之作。今存有范世彥的《磨忠記》、李玉的《清忠譜》、清嘯生的《喜逢春》等三種。
《清忠譜》
《磨忠記》寫東林黨人楊漣、魏大中、周順昌等人與魏忠賢及黨羽的無畏鬥爭，最後以楊、魏、周等人成仙，勘問魏忠賢鬼魂結局，抒寫了人民對魏黨的僧恨之情。《清忠譜》衍自明天啟六年的真實事件，劇作熱情歌頌了周順昌、顏佩韋等義士的英雄形象，對魏黨的醜陋罪行進行了無情揭露。《喜逢春》寫明宦官魏忠賢之事，大致與史實相同。從魏少年無賴寫起，歷敘他勾結客氏，專恣弄權，殘害東林黨人，縱容乾兒義子茶毒百姓，直至被彈劾，畏罪自殺為止，對他的罪惡一生進行了全面的揭示與批判。
《清忠譜》
此外，還有一些作品通過各種題材、運用各種形式揭露和鞭撻明代中期以後出現的各種社會病態現象，對封建制度下的黑暗社會現實進行批判。如孫錘齡的《東郭記》借古喻今，描繪了一幅官場百丑圖。劇中的齊人、王獾、淳于一貧如洗，但看到「當今之日，賄賂公行，廉恥喪盡」，便分頭去以無恥手段謀取功名富貴。王靠偷錢行賄買得官位，並步步高升；淳靠滑稽獻媚，博得齊王的歡心；齊人用卑鄙無恥的欺騙手段，將一對姐妹佔為妻妾；而這些潑皮無賴卻成了國家的棟樑之材。作者以漫畫式的筆法，將那些追逐功名利祿之徒的醜陋嘴臉，彰顯於光天化日之下，揭露了社會黑暗和官場腐敗。
《邯鄲記》
作者借淳于鬢之口道：「聞得個君王喜隱，好為淫樂，沉酒不治，百官荒亂，諸侯並侵，國家危亡在於旦夕。」這正是封建社會的真實寫照。湯顯祖的《邯鄲記》表面以唐朝為背景，實際卻反映了晚明社會的腐敗和黑暗。皇帝的奢侈淫靡、權臣的武斷專權、內閣的明爭暗鬥、官場的角逐傾軋，無不可從嘉隆以來的封建專制主義統治中，找到它們的生活原型。他的《南柯記》寫淳于鬢拜相後驕縱專橫、荒淫墮落，同樣有著晚明社會的影子。在社會政治劇的創作中，以李玉為首的蘇州作家群格外引人矚目。
《邯鄲記》
由於他們大多是明末清初的下層文人，生活於蘇州這一商品經濟最為發達、民主意識最為強烈、市民鬥爭最為火熱的地區，又親身經歷了明末清初社會變革的大動亂、大災難。因此他們的作品嚴肅、富有針對性，較少兒女風情的描寫，突破了崑曲小庭深院的藩籬，而將筆觸更多放在對重大歷史事件和當時政治鬥爭的描繪上，尤其是對市民鬥爭的描寫，在戲曲史上是一種全新的現象。如李玉的《清忠譜》和《萬民安》，即是反映蘇州市民群起反抗黑暗統治和壓迫的社會政治劇。此外，李玉的《千鍾戮》寫燕王朱棣搶奪帝位，建文帝與大臣程濟化為僧道逃亡，備受迫害。作品描寫了燕王的殘暴屠殺和文臣武將各自逃生的混亂場面，曲折地反映了清兵入關的現實。
《黨人碑》
丘園的《黨人碑》寫北宋蔡京執政，立黨人碑，指司馬光、蘇軾為奸黨；侍郎劉逵上疏諫阻而入獄，其婚謝瓊仙怒而打碎石碑，遭迫害。後皇帝醒悟，使劉家翁婿團圓。作品表現了反權奸的鬥爭，尤對謝不畏強暴的性格刻畫得十分生動。朱佐朝的《萬壽冠》《飛龍風》寫宮廷內部爭奪儲君之位的鬥爭。朱佐朝的《朝陽風》、周稚康的《雙忠廟》、葉稚斐的《琥珀匙》也都是描寫政治鬥爭的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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